当前位置: 主页 > 灵修随笔 > 灵修笔记 > 正文

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

作者:网络收集 来源:新浪博客 浏览: 【 】 发布时间:2015-05-29 评论数:
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
网络收集 2011-04-15 00:35:28

本站提示:资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专制与民主》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608781/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强权之下,群众也会大张旗鼓的游行、集会,宣誓,狂吼乱叫,义愤冲天。但可惜,这只不过是人工制造的泡沫,虚假的怒潮。作戏而已,不必当真! 独裁者都能创造经济奇迹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

本站提示:资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

《专制与民主》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608781/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强权之下,群众也会大张旗鼓的游行、集会,宣誓,狂吼乱叫,义愤冲天。但可惜,这只不过是人工制造的泡沫,虚假的怒潮。作戏而已,不必当真!

 

独裁者都能创造经济奇迹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不同的问题。政府管制、凯恩斯主义会出问题,自由市场也会出问题。既然都会出危机,我们就得看什么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人的创新,更鼓励人的创新,因为人类社会进步毕竟都是靠创新推动的。民主制度不可能总是一个静止的完美,它总是在一种动态当中因形势的变化会发现一些毛病,然后通过民主的程序会不断的改进。我们从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经历中知道,政府管制往往抑制创新,会使经济死水一潭;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不然,它会鼓励、激发创新。1978年时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难道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之下政府管制经济过多、过死,致使社会无法前行所致吗?那也是一种危机,一种社会代价。


这个世界的确没有完美的制度,哪里都不是天堂。西方的媒体和民众每天都在揭露社会黑暗面,指责抱怨自己的政府。享受全民免费医疗的英国人会因为动手术还需要排队而气得七窍生烟要控告政府。美国水灾时政府及时送来大量免费瓶装纯净水,居民会抱怨取水的地方太远,走路要7分钟!完美的民主制度在哪里或许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它不在当今的中国。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所谓的外敌多属虚构,不是自己吓自己的病症体现,就是当局找理由整自己国民的借口,再不济就是转移国内矛盾转移国民视线的方法。事实也证明,中国很多无辜的群众不是被外敌杀死,而是被自己服从的强权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而死。所以,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官媒塑造的美利坚,而是现存的斯大林式的制度,该体制既残忍的对待体制内的人,也残忍的对待体制外的人,它用每一个人的鲜血来维护它的正常运转,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幸福来保护少数特权。是这个体制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为敌,而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为敌。

 

近来网站上议论美国与中国的帖子和跟帖比较多,批评美国的调子渐高,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不可批评,恰恰相反,美国是问题成堆且热烈欢迎批评的。如果别人不批评美国,那么美国人自己就会进行“窝里斗”式的“自我批评”。例如最近闹得很厉害的“虐囚案”,并非哪个反美斗士的伟大发现,恰恰相反,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并挑起来的批判。于是乎有人觉得机不可失,赶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边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类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小骂大帮忙。读过许多过去直至现在的文字之后才猛地悟出来:这世界上真正帮助了美国的,恰是那些反美的,反得越激烈,帮的忙就越大;倒是那些不反美的在坑美国。没瞧着人家列宁同志,1916年就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把美国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果是给泰勒、凯恩斯提供灵感,帮助美国度过了1929年“大萧条”的灾难,起死回生。又没瞧斯大林批准发动朝鲜战争,老毛拼了老本跟美国打了一仗,结果是帮着人家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紧锣密鼓地建立起世界霸权来。还有那个苏联。卫星、导弹都抢先上天,弄得老美无地自容。结果是刺激美国科技、经济都奋起赶超,人均GDP暴涨几十倍,反倒是弄得苏联自己不堪重负,最后终以胜利完成激励美国的使命而崩溃了事。

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尽管可能使这个国家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但是他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不如他给这个社会带了的退步快。尽管纵向比较进步了,但是横向比较起来,特别是跟民主国家的成相比,社会不仅没有进步,反倒明显的退步。仅制度落后一项,就让国家倒退一百年。

 

据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25个拉美国家的统计,1980年拉美人均GDP达2288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1950-1973年间,除西德、日、韩、泰国和中国台湾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拉美。其三,社会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例如,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1950一1955年的52岁提高到80年代初的65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从50年代初的44%降到80年代初的23%。总之,拉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几十年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前苏联,是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一个,独裁者的功德比本国历史上的任何人、任何时代无法比拟,可是,由于独裁者的罪孽累积,导致“一夜回到解放前”,超级大国除了武器之外一点也没有什么自豪的了。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军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甚至连维护国家安定都不够.可到1939年.德国人就基本完成了战备.当时就是不受重视的海军也在大西洋把英美海军弄得焦头烂额.陆军和空军更是横扫欧洲.首创了闪电战.空降兵和海军潜艇的狼群战术..作战思想和军队的整体素质执行能力更是高出美国一大截。

印尼的独裁者苏哈托,在位期间,经济是在位前的32倍,可是多年的独裁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非但没有与时共进,反倒与时倒退。一夜之间,苏哈托的“发展之父”的神话破灭,带给人们的是愤怒和种族仇恨,所谓的经济成就也轰然倒塌。

 

菲律宾大独裁者马科斯上台之初,同样颇有作为。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等等,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开展全国性的种植“奇迹稻”(优良稻种)的运动,他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下乡劳动15天。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率先响应,带领一些省长下田劳动。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从1976年起,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起,粮食还能少量出口。马科斯还开放投资市场,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证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政策,极大促进了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这部影片完全是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影片将马科斯极力抬高,说马科斯在二战时期弃笔从戎、英勇抗敌,曾组织一个叫做“马哈里卡”的游击队,为菲律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影片的情节大部分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但因该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到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脸满手乌黑的农民握手拥抱。为了达到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马科斯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1972年9月21日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在军法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在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至少有6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与此同时,马科斯夫妇拼命搜刮民财、榨取人民血汗,他们的财产急剧增长。马科斯就任总统前,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了1985年,他光是在纽约就有3.5亿美元的财产。马科斯当政二十年,他获得的财富估计在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之间,其中贪污金额就多达三十亿美元。一百亿美元完全收回的话,能够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0%,数额相当于菲律宾一年预算的三倍多。

 

伊拉克报纸上这样赞扬萨达姆说:伊拉克几个世纪来饱受外来入侵、落后、和停滞之苦,受英国统治40余年,直至1968年革命。革命后,萨达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巩固其主权和独立。萨达姆1979年担任国家总统以来,原有的工业部门得到显著发展,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得以兴建,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公共服务事业扩展到了伊拉克全国城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律免费教育。八十年代后期伊拉克的成绩更为骄人,国家拥有的高速公路长度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古人云:一俊遮百丑。经济的发展成就,在给独裁统治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掩盖了独裁统治的血腥。在成就面前,他们故步自封,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议。他们刚愎自用,残酷镇压反抗者和不同政见者。萨达姆上台后对伊拉克共产党、对复兴党内的政敌、对不从命的宗教领袖,甚至对功高盖主者,对亲英美者,哪怕是亲戚,也是毫不手软,血腥镇压。他对亲信讲:“我如果下台,就会被千刀万剐。”

 

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1981年,利比亚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1万美元,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即使在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多年后,也是非洲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智利前军政府领导人皮诺切特,在他的铁腕统治时期,创造了智利的“经济奇迹”。也不要以为政治独裁者就玩不好自由经济,皮诺切特玩的就挺好,比如废除最低工资,放开价格,将国有工业和金融进行私有化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即实行所谓以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三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智利经济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为8%,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1987~1996年的10年间,智利的贫困人口由45.1%下降到23.2%,其经济模式被世界和西方国家誉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05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智利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1位。但是伴随的“政治奇迹”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在皮诺切特的铁腕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军政府初期,国会遭到解散,全国长期实行戒严,军队随便入户抓人。期间共有1198人失踪,3000多人被杀害,10万多人被迫流亡国外。智利前国家情报局头目孔特雷拉斯就指控皮诺切特在1974年到1978年曾下令杀害3000人或使他们失踪。臭名昭著的“神鹰行动”更是皮诺切特军人政权屠杀无辜、肆意践踏人权的血腥行动,在1975-1983年间,秘密警察部队不仅残害大批智利左派及爱国人士,而且还绑架、拷打、暗杀了大量的外国移民。
    

糟糕的是,有人竟然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政治奇迹”与“经济奇迹”的结合,天真地以为这两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其实,智利人为这个“经济奇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今年5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就因为教育不公平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抗议者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应当是它的学校质量,而不是高速公路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地区教育分析家阿斯多加说,“智利发展模型是在快速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抛弃了社会进步”,可谓一针见血。
    

皮诺切特的问题提醒我们,那种以“经济奇迹”论英雄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了,国民党在30年代、前苏联50年代也都创出过”经济奇迹“,但为什么都灰飞烟灭了呢?谁还会去怀念这些奇迹呢!就像今天的智利,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皮诺切特那说不清来源的2700万美元赃款和1.6亿美元的金条。

 

在当今世界,没有比独裁者再能显示经济成就了。一个国家经过经济的长期败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一旦独裁者取得政权稳定,就会为经济提供可靠的发展环境。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和外资的流入,只要独裁者稍微把精力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也是必然的。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是“气数”,决不是那个国家领导人或集团能改变的。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谁当总统也是没有办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再英明的总统也无法力挽狂澜。

 

早几十年前,人们就意识到了独裁国家必然没落和消亡。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独裁的国家一个个走向消亡,剩下的几个的独裁者暗地里演变的演变,不演变的也在“摇摇欲坠”。早1974年,哈维尔就评价独裁社会是“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的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稳定的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经济的奇迹,依然掩盖独裁犯下的罪恶。在这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勤劳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尊严。在他们的治下,生命被忽视,尊严被践踏,他们漠视人权,视人民如草芥。在独裁国家,根本就没有法治,少数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少数人的好恶决定着人民的命运。他们亵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关怀,封堵和钳制人民自由和思想,迫害和打击一切进步的力量。人民任何试图改变命运的抗争,都被加上反文化和反人类的罪名。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怪物和恶魔,是现代文明社会绝对的敌人。他们犯下的“种族灭绝”“种群灭绝”罪恶,总有一天要被历史清算。

 

独裁国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但它却不能高度发达。在独裁国家,如果不解决党派与国家根本问题,不管这个国家经济如何发达,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只能是个三流国家、三流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冲出这个党派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达到一个全新、自主的新的天地。

 

托克维尔:专制者发展经济的悖论
说起来奇怪,专制与经济繁荣似乎总能如影形随,法国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德国的俾斯麦统治时期经济实现了腾飞,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也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只是这个结论一不小心就能证伪,专制与经济衰败也是鞍前马后,这种情况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踪迹,在现代社会也能列举一二,毛泽东之中国,如卡斯特罗之古巴,金正日之朝鲜。不过后者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非不为不想也,实不能为也。毛泽东就想搞个大跃进在十五年内赶超英美,只是方法不当。如同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见着洋枪洋炮只有被放倒的份儿。


专制国家在政治上总是名声不好,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专制者爱好绝对权力、贪恋权力本性又难以改变,所以他们在保住权力的前提下,总是会找到挽回面子的方式,那就是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繁荣,用今天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以经济绩效获得合法性。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构建来取代政治进步和政治改革,总以为只要经济腾飞其专制政权就会稳如泰山、固若金汤,却不知跛足的经济发展最终使专制政权走上了不归路。

专制统治者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目的,即一个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其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5页),这样,专制统治者可以让人们过着狼一样的生活,也可以过猪一样的生活。专制社会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氓支配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舍勒),两种形式相辅相成,不是美美与共,而是丑丑与共,走向双重堕落。对此,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同是,第36页)只见到一个又一个快乐的猪,快乐的猪是不会关心政治的。猪的快乐与悖论是,人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吃它的肉,对此猪是不知道的,因为猪是猪脑子,专制统治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人回归到猪的生活。

专制社会使人们私欲膨胀,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考虑自己发财致富,他们生怕社会地位下降,拚命往上爬,为了金钱、为了社会地位,不顾一切、不顾廉耻获取金钱,人们拚着命去攒钱、赚钱。金钱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动力,它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并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使得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同上,第35页)专制从本质上是支持和助长这种情感的,这样有利于专制者垄断权力并从中获得政治稳定和经济获益的双重好处。

令专制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经济繁荣具有双刃剑的作用,经济既可推动专制政治,也可以毁了专制政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政府每天都增加开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增长,政府只好靠举债度日。经济的发展、工业的振兴激发了人们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可是“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法遭到破坏更难以忍受,而破坏者正是所有债务人中本应最尊严合同法的债务人。”(同上,第212页)托克维尔带着遗憾的口吻得出了专制者不愿意听到的结论和看到的结果:“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同上,第213页)经济发展了,苛捐杂税也增多了,统治者获得利益的渠道也增多了,因此而产生的怨恨也随之增多。革命的发生,从来都是专制者惹的祸,都是专制者引火烧身。

本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了,人们的眼光也因专制者的努力从政治生活退出来关注经济生活的水平、经济生活的质量。事实恰恰非统治者所愿,专制统治者里的人对专制者并不因此感恩,恰恰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容易忘恩负义,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轻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重者会因此发生革命。对一个坏的专制政府来说,当它以经济发展来挽救政治危机时,其后果更为严重,其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专制者无时无刻存在的恐怖总是让人感到不安和难以忍受。摆脱恐惧追求自由,反对特权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人们寻求民主制度以使自由得到保障的思想观点经过那些思想家的宣传逐渐在法国人们的心中开花结果,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终归要成为历史的尘埃,尽管当时的人们对此还认识不深,还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但这已经足够让一个专制政权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托克维尔分析到,在随着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因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人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奇怪的动物,“人可以耐心忍受苦难”,但一旦苦难减轻,“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加难以忍受。”(同上,第211页)路易十六在推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路易十六始料未及的,也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专制者的宿命。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由,自由是不可替代的,不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或别的名义取代自由。没有自由,经济发展就会被革命所取代,人类就会进入新的奴役社会。以追求平等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不会使人类免于奴役进入天堂,更有可能进入人间地狱。

 

从原苏联看专制社会的“经济奇迹”
一国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体制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刻。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似间接,实则能从根本上显著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宪政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分立、民主竞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宪法至上,这种体制能较好地保障普世价值的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宪政民主体制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宪政民主国家一般民众富裕,国家强盛。当今发达国家皆为宪政民主国家。
 
宪政民主体制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基于以下原因:
 
一、皆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能优化资源配置,竞争机制能择优汰劣,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因而能高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二、政府能更好地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市场经济也有缺陷,如负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和不完全竞争等。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纠正市场失灵不可或缺。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权力才会受到监督和制约,竞争性选举会产生高素质官员,政府才会尊重民意、认真履责。
 
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有了迁徙自由,就能促进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有了创业自由,就能激励更多的人创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结社自由能提高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和良性互动;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而科技又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要素。
 
四、新闻自由能保障各种信息的客观、真实、及时和全面,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还是金融、经济体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一般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政府无法随意增加税收,税赋水平偏低;民众比较富裕,有利于投资和创业;还能促进消费,拉动生产发展。
 
六、能保障社会平等与公正。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均等,能促进社会公平和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良好的社会保障能增加公民的安全感,实现消费和生产的良性循环。公平和效率偶尔在表面上似有矛盾,但在根本上是相互促进的。失去公正的效率必将是短命的,最公正的社会往往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
 
七、具有健全的法治。良好的法治能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限制权力为所欲为;能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创造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秩序,为投资者提供安全感,增强其投资信心;还能增强国家对人才、技术的吸引力,有利于扬长避短,创造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八、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公民有较高的道德素养,社会有诚信保障机制,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合作,提高经济效率;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发达,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九、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由于责权利的体现充分和联系密切,治理结构和内部制约机制的完备性,经营管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得民营企业更关注发展后劲,更关注员工素质和开发创新能力培养,更注重积累投入及其方向的科学性,更注重投资的效益,更讲求信誉和服务。从总体上讲,民营企业远较国有企业有活力。
 
因此,宪政民主体制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专制社会则会抑制、破坏经济发展,大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原因如下:
 
一、难以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竞争和法治经济,市场主体是自由、平等的;专制政权则拒斥竞争、法治、自由和平等。即使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也因特权垄断和严苛管制,产生种种市场畸形和缺陷,无法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
 
二、专制社会的官员源于世袭或官僚群体的自我繁衍,他们目光短浅、素质低下,权力不受制约,普遍不负责任;他们往往任意干预和严格管控经济,不是缺位就是越位,难以履行正常的经济管理的职能。
 
三、专制社会没有新闻自由,市场和社会很难获得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因而伴随着众多的盲目决策;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只能处在较低层次,难以深化发展。
 
四、民众缺乏自由权利。缺乏迁徙自由,阻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缺乏创业自由,抑制了民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造成才智的闲置和浪费;缺乏结社自由,劳动者在博弈中处于劣势,权益经常受到损害,难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专制政权惧怕异见,钳制思想;专制社会缺乏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失去了基础和支撑。专制社会科技落后,缺乏创造力。
 
五、专制社会实行等级制,特权横行,两极分化,没有平等和社会公正。而公正和效率在深层次上呈正相关关系。公平缺失会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六、专制政府严格管控金融,限制民间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为防止民间力量壮大,金融政策严重歧视中小和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金融支持,民众创业、非国有企业发展艰难,同时带来贫困、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七、专制政权不会关注民生,社会保障机制残缺不全,慈善和公益事业薄弱,民众贫困潦倒,没有安全感,无力也不敢消费,造成内需不振。而国内需求是影响经济安全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八、为了控制经济命脉,政府会依仗众多的国有企业,控制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他们被赋予垄断特权,享受优惠政策,大肆榨取民财,扼杀民生和民营经济,干扰经济健康发展,从而严重破坏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中小和民营企业受到制约和排挤,生存环境险恶,难以生存发展。
 
九、专制社会实行人治而缺乏法治。所谓法律多为恶法,用来管制民众、剥夺民众权利和自由,为自己为所欲为提供合法性。司法成为权力的奴仆,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市场和社会很难做到健康、稳定、规范、有序。
 
十、专制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腐败不断蔓延和深化。官僚主义泛滥,造成政府效能低下;各种管制措施泛滥成灾,设租寻租普遍,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
 
十一、专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民生和消费;专制社会的市场相当扭曲,难以产生均衡合理价格;常常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
 
十二、专制社会官民严重对立,社会矛盾尖锐,不稳定因素众多,加之政策变化无常,未来充满不定性,投资风险较大,这就大大降低了对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现有的也会不断流失。
 
十三、专制社会道德堕落,假冒伪劣成灾,缺乏诚信,欺诈盛行,会大大增加各种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
 
十四、为了快速发展经济,专制社会往往依赖政府投入。政府实行高税收高积累高投入,由于缺乏监督制约,这些投入往往盲目而随意,决策失误是家常便饭,造成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政府集中社会主要财富的同时,必然导致民间财富的贫乏和投资能力的弱化,而民间投资远较政府投资谨慎和高效。
 
十五、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专制政府往往喜欢大兴土木,建造宏大的标志性建筑,或者热衷于各种奢华和形象工程,糟蹋大量社会财富,从而限制了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
 
十六、专制社会的教育被异化,实行愚民教育,任务是培养顺民和奴才,无法培养健全人格和合格公民;不重视科学教育,没有学术自由,难以培育出高素质人才。
 
十七、专制社会难以产生企业家。专制社会缺乏公平竞争和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关系密切。企业经营者热衷于跑路子、拉关系、争项目、要政策,多为投机钻营之徒。
 
十八、专制政权唯利是图,往往政企不分,与民争利;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造成经济体系的混乱与无序。
 
十九、专制社会税负沉重,大部分社会财富被政府攫取;人民困顿,无力消费,制约了生产发展;企业无力增加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二十、国有企业因其缺乏健全的动力和压力机制,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经营者往往不关心企业未来,不关心开发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注重职工素质、企业信誉、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的提高;因而企业往往缺乏发展后劲。尤其在缺乏自由、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权力制约的条件下,国企的毛病会更加明显。这将导致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低效。
 
二十一、专制政权没有正义感,信奉实用主义,在国际社会相当孤独;专制社会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妨碍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专制政权屏蔽国外信息,国内企业无法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和市场,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失误频频。
 
因此,专制社会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但是,相反的事例似乎并不鲜见,如原苏联就曾有过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据《苏联简史》介绍,“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937年比1913年分别增长1%、10.4%、19.4%、54.3%,而苏联同期工业增长7.5倍。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左右,工业产量超过德、英、法,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即重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这11.7%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高得多。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年均增长高达14.7%。”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二战后的1950至1980年,苏联工业增长远远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那么,专制国家的“经济奇迹”奥妙何在呢?
 
一、事物发展和增长过程一般呈对数曲线样式,初期发展空间内较大,发展速率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障碍,其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增长速率会越来越低,最后会趋于一个极限而停止增长。要想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获取新的增长点,必须调整事物的内部结构或内外关系。无论什么体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可以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经过高速发展阶段后,其增长速率便会逐步降低。专制国家发展初期往往物品短缺,市场广阔,粗制滥造也会供不应求;在开发产品、开拓市场、加强管理等方面可以节省大量资本,可以专注于组织生产和追求数量,因而可以得到较高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增长空间狭窄,增长难度较大,增长速率相对较低。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曾有过更快更好的经济奇迹,否则发达何来?德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发展相当神速。经济发展奇迹并非专制国家所独有。
 
二、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其发展初期状态有很大关系。专制国家往往比较贫穷,经济基础很差,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热力学认为,梯度和差距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所在,梯度和差距缩小是一种自发趋势。也就是说,落后追赶先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先进者想保持先进,或拉大与落后者的差距则异常困难。一个家庭现有500元财富,在一年内通过努力翻两番达到2000元并非难事;如果现有一亿元,那么翻一番也相当不易。落后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节省探索和创新成本,乃至实现跨越式发展,产生所谓“后发优势”。取得同样的经济成就,不同时代所用时间会相差甚远,不具有可比性。基础较差、基数较低的落后国家更容易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三、专制国家名声不佳,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先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现代极权专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为了挽回面子,给自己寻找合法性,专制政权总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入即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宪政民主国家的投入一般会兼顾消费,比例较为适当;而专制国家会通过特高的税负搜刮社会财富,然后大肆投入;虽然浪费严重,但也能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四、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要实现人生和家庭幸福,各方面需求的边际效用应该大体相等。对社会来说,要建设正义、美好和幸福社会,那么对社会各项公共事项的安排,也需要遵循边际效用相等的法则,使各项社会事业均衡发展,力争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但在专制社会,专制者对维护政权稳定、快速发展经济、掩饰自卑满足虚荣的方面和措施,往往高度重视,不惜血本;而在民生、消费、医疗、教育、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则非常吝啬,敷衍了事。由于专制政权能高效组织社会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所以常常能获取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不顾老人生病、子女教育、房屋修建和饮食改善,那么全家穿戴漂亮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是以诸多社会事业严重欠账为巨大代价的。原苏联曾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航天事业,对轻工业、农业生产和其他社会事业相当忽视,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
 
五、专制国家充斥谎言,新闻报道和统计资料严重失真。原苏联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说《真理报》上除了日期外,没有真实的东西。为了给自己制造光环,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专制者极擅弄虚作假。漂亮的增长数字中有多少水分,谁能说得清楚?一般来说,经济的较快增长能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但专制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这说明了什么呢?
 
六、为了打造漂亮的经济发展数字,专制社会往往注重经济数量的扩张,走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的道路,热衷于铺摊子扩规模,而不顾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其产品多是初级的,技术含量较低,缺乏竞争力;单位产品消耗很高,经济效益很低。不顾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发展比较容易实现“高效率”。
 
七、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专制政府往往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杀鸡取卵,拔苗助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顾伤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负责任地、掠夺性地使用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计算环境成本,这种增长很可能是负增长。
 
八、专制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而缺乏独立性。随意增加货币、放任通货膨胀是掠夺社会财富的惯用伎俩。通货膨胀能刺激消费,有时也能拉动经济增长。在通胀环境中,货币会不断贬值,但数字会越来越好看。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往往有相当的泡沫成分。
 
此外,原苏联国土广袤,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充裕,地理位置尚可,且长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军国家,所有这些也对其“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有畸形、跛足、泡沫和虚假的成分,这种增长是粗劣的,缺乏质量和效益;这种增长孕育着未来的风险和灾难,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奇迹”并不能佐证专制制度的“优越性”。
 
民主转型前的韩国、台湾也属于专制社会,二者曾创造过比较货真价实的经济奇迹。这又如何解释呢?专制社会有专制程度的不同。原苏联属于极端的专制社会,专制政权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而台湾、韩国长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专制政权对经济、干预控制相对较轻,市场效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措施适当也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专制政权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办事效率较高,计划投资能较少重复投资等等。只是专制政权管好经济的可能性较小而已。前已述及,一国经济发展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某些因素的优势可以补偿另外一些因素的劣势。韩国、台湾地理位置优越,曾得到众多西方国家的扶持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劣势;当然其经济奇迹也有不正常的成分。如果同时采用宪政民主制度,或许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

从原苏联看专制社会的种种畸变
人类社会从动物世界演进而来。其演进过程有个总的趋势和方向,就是野蛮、蒙昧的成分在不断消减,文明、人道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就政治体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向野蛮、残忍的专制政治挥手告别,采用了进步、文明的宪政民主政治。由于种种原因,专制制度并为销声匿迹;但经过三波民主浪潮的冲刷和淘汰,宪政民主体制已先后在绝大多数国家生根、开花并结果。目前第四波民主潮流正在扑面而来,此波过后,仅存的几个专制国家会更加孤单和难堪。

当然,为数不多的专制政权也没有原地踏步,他们也在“发展”和“进步”。他们借鉴、积累历史经验并借助现代科技,把专制权术丰富、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欺骗术、愚民术、困民术,什么把持媒体术、结党营私术、颠倒黑白术、暴力恐吓术,什么强化控制术、钳制思想术、限制自由术、剥夺权利术等等,并且新的套路还会不断涌现。但这些招数都属于歪门邪道,以此等专制权术为依仗,根本不可能治理好社会,不可能实现民众幸福和国家富强。

当今时代,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人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观念和原则,已经得到举世认同和遵循。宪政民主社会较好地体现和保障了普世价值,而专制社会则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势不两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专制者是邪恶的、没有人性的,任何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专制政权是野蛮的、残暴的,对任何正义、善良的东西都敢痛下杀手;专制社会是恐怖的、扭曲的、病态的社会,很多本来应该发挥正常功能的社会组织或要素,都会产生异化和畸变,乃至变得面目全非。原苏联是现代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标本,通过解剖、透视原苏联,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专制社会的种种异化和畸变:

公权力的变异:公权力本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被代理人用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但在专制社会,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严重割裂,它被异化为专制政权的私有物,成为管制社会、搜刮民众、谋取私利的专用工具。

官员的变异:官员本来应该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或被民选官员任命的人民公仆,是社会的管理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民众的服务者。但在专制社会,他们蜕化堕落为民众的对立面,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大老爷,是压制、压榨、奴役民众的特权阶层。

民众的变异:民众本应是社会的主人,是拥有充分自由和各种基本权利的公民集合体;但在专制社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任意剥夺,异化为被管控、被压榨、被奴役的对象。

法律的变异:法律的宗旨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也是限制公权力滥用的尚方宝剑。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管制民众、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紧箍咒,成了为权贵们为所欲为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工具。

媒体的变异:媒体的正常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息和真相,是揭露社会丑恶、监督官员和公权力的重要利器,被誉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政权的附属物,用来为专制者摇旗呐喊、吹风造势、歌功颂德、欺骗人民。其本来面目丧失殆尽。

军队的变异:军队的正当使命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神,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它绝对不可能把枪口对准人民。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只要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它会毫不犹豫地镇压民众。

警察的变异:警察的正当职责是保护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政权的鹰犬,是制造恐怖、陷害忠良、铲除违逆的刽子手。

司法的变异:司法的重要功能是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者手中的橡皮筋和橡皮泥,成为打击异己、保护权贵利益、惩治刁民的“宝贝”。

教育的变异:教育的功能应该是让青少年学会独立思考,促进其身心健康,培养其健全人格,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但在专制社会,教育畸变为培养顺民、泯灭青少年良知、愚昧其心智、残害其身心、毒化其心灵的恶魔。

专家的变异:专家的使命应该是探讨科学规律、追求真理和公平正义,应该是最受社会敬重的阶层。但在专制社会,他们畸变为专制者的奴仆。他们善于揣摩风向、察言观色,或论证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或抛出各种歪理邪说,或忽悠欺骗民众,摇尾乞怜而丧尽天良,经常受到民众的唾骂和鄙视。

体育的变异:体育的宗旨本应是强健国民体质,同时还具有商业和娱乐功能。但在专制社会,体育变成了装点门面、不惜代价制造金牌的机器。

文艺的变异:文学艺术的使命应该是讴歌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愉悦民众身心,诱导民众反省和反思,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在专制社会,文化艺术畸变为权力的婢女,成了专制者的吹鼓手和化妆师。

历史的变异:历史的价值在与探究和还原真相,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素材,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但在专制社会,历史可以任意篡改,可以掩盖真相,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添油加醋,成了专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真理的变异:真理本来是科学界的共识,与政治无缘。但在专制社会,真理被逐出神圣的舞台,畸变为专制者的话语。官话即为真理,而真正的真理却无立足之处。

……

由于存在众多的畸变,专制社会不可能美好。专制社会的一个固有缺陷就是缺乏纠错机制,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其败落、腐臭、变质。到了一定界限,似乎异常坚固的专制大厦就会在顷刻间倒塌。原苏联解体崩溃就充分论证了这一结论。

 

蔡定剑:什么才能创造真正的国家发展奇迹?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

张东荪,半个世纪以前说得是真好:“中国人只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

 

专制制度:办事速度快,差错率高。民主制度:办事速度慢,差错率低。是速度重要还是正确性重要?

 

一个广泛流传的谎言是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曾经说:你们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好,三个政府,扯来扯去,不像我们做出决定马上就能行动。表面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专制国家只要独裁者一拍板,全国马上就能投入集中人力物力地加以贯彻。这些甚至以纳粹德国和苏联斯大林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佐证。相反,很多人认为民主体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原因是民主体制的决策往往需要国会两院,政府首脑等国家机关的反复讨价还价,不利于迅速决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
  

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总体上观察现代世界的各个国家,发达国家也正是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中东的产油国和新加坡意外。而落后国家也正是那些民主制度不好,专制盛行的国家。
  
专制体制在一个时期可能快速发展经济,但从长远看,专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质疑的。其原因在于:其一,专制不能实现长久的政治稳定,经济无法得到持续发展;其二,专制制度的优劣关键在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是否优秀。从历史上看,专制统治者多数是昏庸,甚至是乖戾的。严复先生总结中国的帝制,认为除了唐宗汉武等少数几个皇帝外,多数皇帝是昏庸的,白痴皇帝、娃娃皇帝也不鲜见 [1]。这样的专制统治者是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三,由于专制统治以高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压制,整个社会的潜力无法发挥;其四,专制统治是建立利益分配高度不公平的基础上,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削弱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更重要的,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比如我发现了一个生产不锈钢杯子的商机。可是我为了申请营业执照、获得生产许可,应付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等部门我就不得不盖一百个印,迎接无数官员的检查。等到批下来商机早就过去了。政府部门怎么腐败,他们怎么能逼迫你给他行贿?他们给你设置障碍,为难你,这样你才会乖乖地求他,请他,陪着笑脸给他送钱。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以阻碍经济发展为代价的。
  
国家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对非洲等贫穷国家的同情,发达国家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援助。但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这些经济援助根本不能改善那里的苦难生活,反而可能被独裁者瓜分用于其奢侈的消费。经济援助,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根本无助于彻底解决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将经济援助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但这被指责为干涉别国内政。
  
民主制度为什么有助于发展经济?从宏观上看,宪法是管理整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好的宪法,即实现了民主和法治的宪法,能够使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从微观上看,保护民主制度的宪法也以保护人权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一法律力图最大限度地解放每一个人,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这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发展经济终究要靠企业和企业家,靠每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比较好地处理政府的效率问题。在三权分立中,行政部门,如美国总统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机构,即便面临战争的威胁,美国也绝对不会因为分权而影响政府及时做出反应。但一个国家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太讲效率的,比如立法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各种人等,未来的发展等等都要考虑,这就快不得。再比如司法首要的考虑是公平和公正,不能追求效率而进行严打,错杀了人头可是再也不能安回去的,这就更快不得。因此,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导致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非常骗人的。
  
这样看来,民主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在民主制度下,重大决策犯错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专制效率高,他们干坏事的效率高!!因为没有任何人敢于批评专制统治者的荒唐决策。

 

专制的舞台上,老是只有八个样板戏,但专业、纯正、中规中矩,不厌其烦,反复吟唱。弄得全体观众自觉、不自觉的都成了现代京剧粉丝,让观众进入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的境界,但只是在台下和,观众一是知道自己那甩袖唱功,也就是票友的水平,上不了台面;二是台上的也不让你上,那传媳妇不传女的功夫,外人岂能染指。但民主的舞台上却是眼花缭乱,阳春白雪有之,下里巴人有之,更有那说话快一点的,脸上贴块膏药皮,手老是摸着裤裆的,竟也上了排名榜,成了大明星。弄得相当一部分观众,嗓子痒痒的,不满足于在台下喝彩、起哄的角色,也有冲上台去吼一声的冲动,搭个草台班子,谁说不能红一把。

从历史上来考察,民主有战胜专制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记录。古希腊的雅典便是一个典型。2500年前,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行使旨在公共利益权利的直接民主制的雅典,曾战胜过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雅典为反抗波斯的入侵,全民一致,宁死不做亡国奴。雅典一万公民战士于马拉松对决波斯十万大军,大获全胜。一位已受伤但擅跑的雅典战士,受将军委派,从战地马拉松跑回焦急等待消息的雅典城,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倒地而亡。奥运会的马拉松跑便是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和这位英勇的战士。波斯帝国不甘于失败,昔西斯一世亲率50万军队,上千艘战舰,从海上再犯雅典。雅典的三百艘战船迎战,再败波斯于萨拉米斯湾。雅典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但为自由而战的雅典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了实行寡头政治的希腊另一个城邦国斯巴达。当雅典的直接民主制面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全体公民同仇敌忾时,民主制的优势毕现。但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还是召集全体公民大会,公民们以平等的参政权来畅所欲言瞬息万变的战事,但由于利益的不一致,战争性质又不同于希波战争,每一个重大决定都要争执不休。而斯巴达的寡头体制,却保持了决策的高效率,就是起争执,也只是在贵族议事会上解决。高效率的占尽了先机,赢得了胜利。
  
民主与专制还有一个现代版本的比较,就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与照搬美国民主的菲律宾,就经济发展而言,前者已是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的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而后者却是经济停滞,政局不稳。民主与专制,好像还是专制的能耐大一点。
  
当然,确切来说,新加坡是多党议会制的国家,但每次选举总是人民行动党胜出。类似的还有日本,议会也是多党制,但长期执政的是自民党,社会党曾短暂执过政,但很快就下台了。
  
专制的高效率有着明显的优势,但问题是做好事是高效率,一旦干起坏事来同样也是高效率、“大杰作”。最为典型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意志帝国。希特勒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短短几年,就把遭受经济危机重创,失业严重,在国际舞台上无说话资格的一战战败国的德国蜕变成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说一不二的强权国家。家家有辆“大众”车,人人可出国渡假,百姓生活富裕。1936年的柏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了希特勒成就的展示会。希特勒是个组织大型活动的大师,奥运圣火采集、火炬接力正是始于此次奥运。现能组织大型活动,得其真传的恐怕也只有北韩的金家王朝了。但希特勒为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把奥运圣火变成了战火,世界陷入灾难,德国坠入深渊。因为专制制度没有制约,缺乏纠错机制,一旦专制者或专制集团,一意孤行,把车开上悬崖,既无法减速,又不能制动,这种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很是赞同丘吉尔对民主与专制的评判:民主制度是除了专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民主有百般的不是,专制有诸多的优势,但我还是把票投给了民主,因为民主制是唯一建立在人性尊严上的政府形式,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专制却有个无法治愈的胎里毛病,无纠错机制,小错极有可能铸成大灾。对那些 “肉食者”,还是睁着眼睛,盯着点好,发现不对劲,赶紧换人,哪怕正如美国人称总统大选为换evil又何妨。民主制治国,靠的是一整套权力制衡的机制,不需要天才伟人、英明领袖,只要推出个二流演员里根,C等生小布什就行。

 

从“民主国家效率低”看帅哥的意淫

在杂谈,有个说话经常让人惊讶的人物,此人就是“帅哥在何方”。前一阵子,他说中国文化强大富裕先进了2000年,被我驳得再不说此言论了。今天他又冒出个丛林法则与“民主国家效率低,专制国家效率高”的高论,这着实又让我惊讶了一回。我说帅哥,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先在大脑里仔细斟酌一下再说呢?难怪,此帅哥就是个小屁孩,不过20来岁,说话冲劲大逻辑混乱很正常。本想不理他,但一想,这种言论要是散播开,是不是就又给专职意淫的遐想呢?很可能会的。所以,我还得说两句。

帅哥,你这个“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的结论,是从哪本书或在哪种学术刊物上看到的?肯定都没有吧。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都是自己杜撰出来的。他们杜撰这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为专制辩护,因为他们都是专职的受益者,不然,他们是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帅哥就是因这种思想根源而产生了扭曲的言论——“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

民主国家效率很低吗?日本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在世界上有强大经济竞争力的大公司。德国也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人凭自己的双手也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他们的人民富裕指数不断攀升。反观专职的中国,在50年时间里干了什么呢,就是一天到晚瞎搞政治折腾了。不说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饿死了多少人,就只因政见不同遭迫害致死的就有几百万之多。这种悲惨现象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再说经济,中国在50年时间里经济虽说有了发展,但人的平均收入却没有大的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1100美元,而日本是34500美元,相差了30倍。中国与美国相差和与日本相差大体相同,中国人均收入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香港和澳门在上世纪50年代时,生活水平与内地相差无几。而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25430美元,是内地的20倍。澳门人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14600美元,是内地的10倍。中国是这样,看看专制的朝鲜,古巴,越南,以及还有已经垮台的东欧国家及苏联。他们哪个国家不是瞎折腾了很久,他们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强于民主国家的现象呢,没有!当然,在某些小的次要方面,专制制度也有表现出效率高的一面,比如抓人,搞某项活动、运动等等,但这些小打小闹加瞎折腾的效率,民主国家是不消与之为伍的,因为它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
   
专制的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表现的要远落后与民主国家,而且,它种种的行为结果还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比如,中国为了抵抗当时苏联的可能入侵,大量的鼓励生育,结果在短时间内,中国的人口从4亿急剧膨胀到8亿,到今天已经13亿了。反观美国,与中国领土相当(俄罗斯领土更大),但美国的仅3亿人口,产值却是中国的数倍以上。可悲,本想靠人海战术取得精神上的优势,结果却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负担,你说这愚蠢不。一个思维方式落后的民族,人口再多,也不堪一击,就像当年西班牙殖民者,用区区数百人就把拥有数万兵力的印第安人击垮一样。

由上述对比可见,专制国家由于制度的缺陷,思想观念僵化固执,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带来了严重的迟滞和负面影响,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显然,帅哥在何方这个毛孩子在杂谈宣称的“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完全是一派谎言谬论,其背后无非是想为专制找到继续腐败有理的理论依据罢了。可惜,他找的这个依据太不经一驳了,还望多努力。当然,帅哥是受益者,他为之摇旗辩护情有可原,否则,他心里怎么会平衡呢。
                                                                

尽管人们比较讨厌专制,但必须看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英美国家的人不选择这样的制度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它显然是因为中国人与英美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首先是体现在两者思维方式不同上,也就是它首先是体现在两者文化不同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人选择专制,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英美人选择民主制度也是由自己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决定中国人与英美人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源则是文化,而不是种族的不同(见《人种起源》)。由此推理,我们会看到,导致中国人选择落后专制制度的是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落后的真正根源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方式(注意,不是中国的哲学)。
   
民主是美好的,但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民主后可能并非就能带来想象中的美好之处。巴基斯坦、印度民主了,拉美国家民主了,泰国民主了,但他们并没能表现出英美国家那种美好之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文化问题,是文化的不同让这些同样的民主国家表现出了种种先进与落后的巨大不同。可见,文化问题是重要于民主的根本问题。文化不先进,即使民主了,国家可能也并非就能变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富裕和谐的国家。所以,尽管民主似乎要优于专制,但不能仅仅看重于制度,不能把制度改革看成是医治百病的药方,我们更应该反思中国的文化,即我们更应该从医治中国的文化疾病着手来改造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而文化弊病带来的困苦却是长久的。现在某些中国人只知道赞美自己的文化,不知道反思自己文化存在的弊病和缺点,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不反思自己文化的弊病和弱点,将会让中国更加愚昧和落后,而不是更加聪明和先进。醒醒吧,中国人,现在该是反思中国文化和改造中国文化的时候了。

 

良家妇女可能会被强奸,不过良家妇女就是良家妇女,被强奸了也不是婊子;


老鸨不卖淫了,可是老鸨就是老鸨,不卖淫了,也是婊子。

 

话粗俗了点,我们再用文明的方式表达一边。

 

民主有可能会被强奸,有可能出错,但是民主就是民主,她依然是社会现阶段的价值取向,依然是现阶段最合理的决议出台方式,依然是让领导者代表人民的最合理的办法之一。

 

专制有可能出现英名的领导者,也许有时正好代表民意,但是它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把人民的利益寄托在英明的领导者身上,还不如自己选出英明的领导者。

 

简而言之,民主和专制犯错就是个概率的问题。

 

一、什么是效率?

 

帕累托说:“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也经济学界认同率最高的效率概念,也被许多人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境界。

 

相反的情况(低效率)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扩展到其它领域,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定义效率:

 

1.时间与工作量。高效是指既定时间内完成最大工作量,或既定工作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2.资源的配置。高效是指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佳配置效果。胡乱配置则是低效。

 

3.投入与产出。高效是指有限投入达到最大产出。不计成本的投入和不计收益的产出则是低效。

 

二、民主真的低效、专制真的高效吗?

 

专制国家普遍存在的“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经济学中直接已经归到低效中了。

 

比照定义,结合现实,现实中实在找不出专制高效的证据,低效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归纳起来,专制低效分为以下几部分:

 

1.决策低效:民主制下,要通过某些律法或某些重大事项的议案,如果涉及的利益较广,所以通过前需要不断平衡和谈判,需要专家论证,使得议案通过后,各方利益尽可能能得到最大保障,虽然需要的时间较长,但完全符合高效的定义。

 

实际上,民主体制下,一国在面临关键时刻,议案也能快速通过,绝不会出现扯皮。如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议案根本没有争议,快速通过。

 

专制体制下,重要事项不需要大家讨论,一个人或几个人直接通过,所需时间很短,但问题是,这个执政者不是全能、同时也受信息的限制,所以这样的决策往往可能是错误的、会造成严重负面后果。大量事实证明了这点、证明了低效。

 

比如,申办某某大型运动会什么的,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快速决定,运动会本身或许很成功,但计算投入了么?计算效益了么?资源配置时考虑了民生么?达到当初国际地位提高的目标了么?这些问题不就是效率问题么?

 

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同样可以问这些效率问题。

 

真是奇怪,现实中谈论某项目时,没人会认为“拍脑袋决策”是好事,会造成重大损失。但一说到体制层面,却又认为“拍脑袋决策”是有效率的,搞笑嘛。

 

2.执行低效:专制体制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和政务拖沓。诸君去政府机关办事时,几人碰到高效的?

 

同样奇怪,不少民众都骂专制体制下官员办事低效,却又称“专制体制高效”。精神分裂嘛。

 

3.监督低效:专制体制下,体制内各监察机构监督、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很多专制国家根本就是把媒体也变成了体制内了),根本就是摆设,根本无效率可言。而监督的低效,又加剧了整个体制的低效。

 

4.综合低效:专制体制下,政府会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过度的干预,影响正常的社会调节和市场调节功能和效率,从而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效。上面讲的“经济上的垄断”、“污染”等,就是例子之一。

 

要使国家成为合法,它的政权建立方式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和契约制的

契约的制定,我们知道,就像是十个人一起订一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合同,必须依靠不断地妥协才能最终达成

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政治依靠的是妥协而非绝对的权力,而妥协出来的政策,其制定效率当然远远比不上独裁者的拍脑门。

于是我们看到,表面上,民主国家的社会运行效率要远远慢于专制国家:拓宽一条马路要修上半年,通信运营公司退个款要反复核实两个月......

然而实际上,民主国家牺牲的仅仅是政策的制定效率,而获得的却是政策的执行效率

回过头来我们在中国发现的却是:四万亿投资仓促上马,换回的是银行的巨额坏账以及房价的持续走高;南京高架桥垮塌,多人死亡;一条马路刚刚修好便要挖开改线;京津城际铁路屡屡出现工程质量不达标引起的返修……

妥协是一种看似低效实则高效的现代社会运作模式,它所体现的是公民的全体“意志”而非全体“一致”。不经妥协而提前设计好的社会,注定会问题重重,其社会运行的成本反而会远远大于妥协出来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我想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和外延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模糊的。尤其对于高呼民主的人。民主并非如同宣传般包含了众多的道德感情因素。民主并非光明、正义、真理的代名词。而民主的反义词,某些人称之为专制,我称之为集权或者权威政府,也并非腐败、黑暗和压迫的代名词。实际上,腐败和社会黑暗可能在民主的体制下出现,也可能在权威的体制下出现。我们今天痛恨的贪污腐败并不是权威所固有,民主政体下腐败一样非常严重,如70年代的香港,现在的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民主与否没有必然联系,说到底是个机制是否完善的问题。机制完善的国家,欧美诸国,腐败自然少。机制不完善的国家,亚非拉诸国,腐败自然多。权威并不一定导致腐败,如毛时代的中国,李光耀的新加坡,希特勒的德国,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等等。

 

所谓民主或者权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对国家政治的决策方式而已。简而言之,所谓民主,即是以多数统治少数,由多数决策但是尽量保护少数权益。而权威的政府则是以少数决策,并不一定遵从多数人的意见。

 

这样看来,人们从道义上比较容易接受民主而排斥权威。但是实际上,综观人类历史,有文明以来,人类95%的时间所采用的是权威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似乎是个很矛盾的事实。事实上,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并不能被称为有效而完美的制度。甚至仅仅以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民主绝对是个坏制度。但是,我们说任何制度都有其适应的土壤。一个制度无所谓“好的”或者“坏的”,只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区别。我们可以比较优劣,以判断哪种制度更为合适。我必须声明,我并非反对民主,拥护专制。只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择而取之。

 

民主政治相对于权威政治的缺点在于,民主政治无法保证其决策的正确性。

 

证券操作理论中有一个所谓“greedy and pain”的理论在此可以作为一个类比。这个理论阐述为,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对于金融的知识,他们对于市场作出的预期往往是错误的。在市场处于顶点时,民众无理智的疯狂买入高价证券(greedy),当市场处于低点时,民众又无理性的割肉抛售(pain),因此,作为投资人的做法是应该与民众的做法背道而行,如此往往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普通民众作为政治的参与者同样缺乏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对于政治局势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他们对此作出的决策也往往是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俄德布列斯特和约。

 

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着自身经济的崩溃和内乱。在此情况下,俄国决定和德国谈判停战。但是德国狮子大开口,要求苏俄割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条件。列宁主张接受条件。但是俄国民众的一致判断是德国欺人太甚,全国民众应团结起来击溃德国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于是苏俄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继续对德作战。结果是灾难性的,俄军在德军面前一触即溃。这个时候民意开始同意和德国重开谈判。但是此时德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这个时候民意又开始不统一了。关键时刻列宁以其威望和权力压制了民主,同德国签约才使得苏俄避免遭受德国的继续进攻。该条约使俄国丧失了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赔款60亿马克。但是历史证明,真理最后站在列宁一边。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列宁以其威望和权力压制了民主,同德国签约才使得苏俄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否则,如果以民主的方式决策,可能俄国在1918年以前就被德国消灭了。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俾斯麦在普奥战争中压制了普鲁士的民意与奥地利议和,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被证明比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更合适苏联国情。历史总是证明,大部分人的决策往往是错误的,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民主政治同样不能保证其决策有效性。由于民主政治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保护,其决策的过程一定是漫长的。更致命的是,民主政体下的国家往往对资源的统和力非常底下,其执行的力度一定是打折扣的。因此,民主框架下国策的设立和执行效率均非常低下。

 

印度可以作为一个民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例子。该国和中国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地位,但是其经济发展则远不如中国。其原因大抵在于该国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由于各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其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工程建设必须照顾个方面的利益,因而其效率大大折扣。比如修建自孟买起到加尔各答横穿印度的铁路,个个邦都要求铁路从该邦通过以利当地经济发展,因此铁路的设计一改再改,设计施工一拖再拖,一条平原上的铁路修了10年,还莫名其妙的修了不少支线和延长线,经济效率被放到第二位考虑而平衡各方利益被放到第一位。反观中国,修筑成昆、宝成铁路,在山区中穿行,仅仅用了3年时间不到。修筑铁路节约的时间、投入运营创造的收益都被消耗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了。

 

很多时候这种低下是非常致命的。比如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后败于斯巴达就是个有趣的例子。援引希罗多德的评价就是“君主极权的贵族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力量。在一年又一年的持续战争中,雅典的人民政权同斯巴达的严格纪律与不受任何干扰所政策相比较,雅典的弱点日益明显,而领导人的任意变动又使它处于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摇摆不定之中”。

 

某些情况下,人民自己会对软弱无效率的民主政府感到厌恶,因而转向寻求权威政治。比如一战后的德国建立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但是这个政府很快就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对外失地于法国,对内不能遏制巴伐利亚的独立,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社会动荡。这种政府必定无法长久,于是很快被希特勒政府取代。

 

并不是为了论述民主政体不好,而专制政体好。政治发展的终极方向是民主前进。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了社会的公平性,变金字塔型社会为橄榄型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可以有效的维护稳定,使国家少受内部矛盾的影响。权威社会由于其高效率的行政,必然造成某部分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产生。当矛盾积累到权威核心不能承受的时候,社会就走向崩溃,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末期的天下大乱景象。而权威社会本身并不具备释放这些矛盾的能力。权威的社会如果不及时转型,一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问题是不能一蹴而就,把民主强行抑制到某个国家身上。实际上民主和权威政治各有好处,在使用中存在一个权衡的问题。

 

我们来考察二战之后亚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可以非常惊讶的发现,开除日本外,几乎所有经济成功的亚洲国家都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的。二战结束后,亚洲国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菲律宾移植了完全的美式民主,印度则移植了英式民主。印尼、南朝鲜走上军人专制的道路。新加坡建立的家族政治,台湾地区也建立了权威政府。50年后我们发现,军人政治的南朝鲜在军人领袖朴正熙,全斗焕的带领下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家族政治的新加坡成了国际金融中心。两蒋独裁的台湾成了世界电子工业制造中心。而民主政治的菲律宾则局势动荡,工业毫无发展。45年菲律宾人均GDP东南亚第二(少于新加坡)95年东南亚倒数第二(多于柬埔寨)。印度的建设成就我就不提了,和中国比比也是弗如远甚,连金融危机后的印尼发展水平都要好于以上两国。

 

以上现象很发人深思。民主制度是好的,为什么民主的国家反而不如权威政治下的国家呢?我想答案很简单,由于民主政府的低效率,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是不可能为这种低效率买单的。当民主消耗掉的社会效率超过这个社会能生产出的效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走向崩溃和内战。如非洲的利比里亚,当民主消耗掉大部分效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半死不活的生存着,比如菲律宾。而在权威体制下,国家往往能以更高的效率决策和投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相对强大,经济运行的计划性高。这种体制对于经济薄弱的后进国家是非常奏效的。因为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时,经济需要国家作为保姆来管教,等到国家发展了,社会承受能力强大了,如同幼儿成人了,则可以渐次放松管制,这个时候国家则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如货币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运行进行校正。

 

斯大林30年代在苏联的经济政策确实是粗暴的,但确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按照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发展思路,苏联40年代不可能拥有和德国相抗衡的工业基础。很多人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但是若非毛时代中国建立的物质基础,中国不可能在近30年内取得重大发展。一个很好例子是,印度比中国更民主,法律环境和西方更接近,相对于中国,印度的英语沟通能力更强。当时印度能吸收到的投资连中国的零头都不到。并不是西人脑袋进水,实在印度没有完善的铁路网,生产了东西运不出去。缺乏强大的发电能力,生产线突然断电谁受的了?人口文盲太多,低素质的劳动者培训费用高,次品率高,人力成本自然也高。而中国在毛的带领下,人民少吃点大鱼大肉,少穿点花衣服,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对基础工业投资。这些投资短期看不出效益,在民主的体制下大家是不会愿意这么干的。但是在毛的权威下中国人苦过来了,基础打实了,发展的速度自然就远远的快过印度了。

 

秦晖:不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就是专制   破专制主义这个说法,这个很难说,尽管很多人都可以对清代的国家政策,或者说清代帝王的作为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们讲他专制不专制,其实主要指的是一种体制,这和具体的政策和帝王的作为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专制条件下也可能有圣明君主,也可能有比较好的政策,这个其实都不矛盾的。而且所谓的专制也不是说皇帝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概只有上帝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上帝以外包括希特勒、毛泽东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只要是不允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专制,最高权利是不许觊觎的,当然在专制的大帽子低下具体的制度运行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余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文化上也非常美好,那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就有点搞不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清代的经济发展的总水平,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谈得清楚的问题,清代是不是有很多地主?土地的集中程度如何?是可以根据很多东西来确切判断的,而且有很多确切的经济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的总水平就比较难说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计算GDP是一个非常之不太靠谱的。而且这个当然和王凌兄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麦迪逊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世界上比今天的美国都要发达得多,美国今天占全球GDP不过是25%、26%,那个时候据说我们已经占了33%,比今天美国牛得多。     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解释了。如果是鸦片战争前夕还是这样,那除非你说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落后过,否则真是比较难说。这么进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各项物产都是在世界上很抢手,但是中国好像是不需要全世界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外贸有很大的顺差,甚至有人说那个时候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假如真的是以这个为标准的话,的确可以说不但鸦片战争以前是这样,鸦片战争以后其实也是这样。一直到甲午以后这个情况才真正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才出现实质性的逆差。西方的工业品开始在中国打开销路,主要是在甲午以后。甲午以前如果说外贸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无非就是鸦片取代了白银,原来的西方工业品没有销路,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怎么办呢?他们给白银。后来给白银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麻烦,于是他们就用鸦片来代替白银,引诱我们中国人上瘾,然后用鸦片代替白银来支付逆差,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坏的行为,为此怎么骂他们都可以。可是老实说用鸦片代替白银来支付逆差,就这一点来讲本身不应该对两边的经济大格局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如果我们可以用竞争力这个词的话,用鸦片代替白银以后,他们照样没有竞争力,中国照样不买他们的那些东西。     其实无非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取代了另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而且如果要讲价值的话,尽管用鸦片来表示GDP可能是一种坏的GDP,用白银来表示GDP可能是一种好的GDP,但是如果我们不讲好坏只算数字的话,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到了甲午以后,中国才开始真正出现外贸逆差,而且这个逆差增加了很多,一下子就出现,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几乎什么都是洋的,什么洋油、洋铁、洋灯、洋火、洋灰等等,就是出现那样的状况,那是很快就出现那样的状况。知道甲午以后,由于我们有了海关,开始有了海关统计后来又有了农商调查。根据这些东西计算GDP,倒是真的有点谱了,但是根据这些东西计算出来的GDP,从甲午以后一直到抗战以前,这个GDP增长率并不比西方低。不比西方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原来我们的普遍认识,我们那个基数原来非常之低,那么你的基数就算你后来的增长就算比西方高那么一丁点,绝对的差距还是越拉越大。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基数改变了,那个增长率又还是那么高,那就麻烦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设想到抗战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全球的一位,而且占GDP的比重应该不比麦迪逊讲的那个数字要更低,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历史将会变得不可理解。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可以分析的,我甚至觉得GDP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尺度都是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中国的历史,乃至对世界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王凌兄这本书和他以前的著作一样,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我就讲这么多。    在现代化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对现代化这个词有一点神乎其神了,把现代化理解成就好像是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一样。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解释视角跟以前有变化,最近有一个朋友叫朱嘉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从自由到垄断》,讲中国两千年的货币史,他的这本书就和我们以前很不一样,他是从一个经济运行的最高层,金融货币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历史,解释历史。我们过去是从一个低层,从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生产总值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历史,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样我们看来,从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开始,它就已经不是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世界史的,实际上它就从一个国家间的关系,外贸的情况来看历史的。总之我们有机会也许再谈,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不但是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么样的重新写作世界史的问题。

 

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

体制内外都能够达到共识,认识到中共政权是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王朝的延续,这是2012年的一大进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今天有了“宪政”和“革命”之分。并不是每一个人最初都同意革命的,但是,无数次“行宪”碰壁,最后逼得每一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粗通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得出这种结论。

 

该文能够开始理性地讨论民族分裂问题,也是一个进步。我不同意该文的地方是作者对复儒抱有太大的期望。有两点:1. 对于信仰和道德的恢复,中国大陆有两个榜样,一是南韩,二是日本和台湾。南韩的情形很像中国大陆,因为南韩要竭力否定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文化断代),所以全力鼓吹西方现代文明,以很快的速度,使得50%的国民信仰基督教。而日本人绝大多数信仰日本教,台湾人绝大多数信儒教佛教。但是,今天的日本教和儒教佛教都必须和输入的现代西方文明有机结合,溶为一体,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共政权在1990年之前彻底摧毁了大陆的儒教佛教,(文化断代),1990代企图复儒,以完全失败告终。所以,中国只能走南韩的路,全面推行现代西方文明。因为不像日本和台湾,中国大陆没有自己的底子。2. 80后90后信仰什么,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我不相信80后90后会买张千帆的账。80后90后为什么要费神读文言文,而不去欣赏好莱坞大片?】 (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状态,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一、专制的病症与后果

 

所谓“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专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就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这就是:专制主义,必然和奴隶主义结合成一个矛盾统一体。】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曰伦理低谷。专制是迄今为止使天理伦常处于低谷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热衷于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人的脊梁,将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小人。【而且这种人居然掌握了“真理部”!】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连自己也不信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难以维系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自然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三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不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妈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须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社会变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人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于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言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险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就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使他们热血沸腾,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个人都很弱小,却大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对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就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维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体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于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只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坍塌。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即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而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须面对或无法改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维护主权”、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是不怎么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哗众取宠的“爱国”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发泄社会郁闷,众人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打压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自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毁坏殆尽。

 

2.专制的后果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专制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卡扎菲、穆巴拉克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执政劣迹显得微不足道,针对政府的批评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自发的维权行动被说成是“国际势力”策划的结果以及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会把民族主义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骑虎难下。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组织,从而有效扼杀会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个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成了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恶法盛行,让良法失效,让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被冠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后果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国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是一群无能的人民,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羞耻感。官员不以剥削欺诈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轮到自己时大多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的人,大多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张狂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今后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到“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道德与智能主体。在漫长的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从分散的家庭组成国家,并通过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人格的发育和成长,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统治精英的贵族人格和与之对立的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只是近代民主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之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类道德与政治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发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人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重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国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数千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直到近代,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下沦丧。

 

1.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子”。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或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个“梁上君子”,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的寄生虫。反之,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数千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的中国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后、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君子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统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止公权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皇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专制剥夺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2.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

 

如果说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还能显得雍容大度,那么在近代持续不断的列强打击下则显得固步自封、颛顼守旧。数千年来,儒家文明缺乏来自发达文明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致使中国从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对周边民族一向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因而在面临强大西方文明时自然产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屡战屡败、抵制改良不仅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最终也让儒家文化成为落后的替罪羊。在内敛、自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颠覆之后,中国社会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并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国家主义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来就时隐时现,而政治专制传统的沿续和强化最终消灭了传统道德人格,使国民沦为尊严灭失、耻感荡然、为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的人。

 

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变异。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战败和屈辱固然是列强恃强凌弱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愚顽不化的清廷和社会保守势力一再拒绝改革的结果。然而,中国历史教材对自己的过错鲜有提及,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帝国主义”,进而仇视这些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些靠自由民主发展壮大的国家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对不决定本国政府命运的外国负责,更不会对它们本无好感、鄙视有加的专制政权和臣民负责。鸦片战争部分是执迷不悟的最高统治者一再闭关锁国的结果,火烧圆明园则是由中国官兵虐杀外国使团所引发,但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失败民族却对自己的所有失当视而不见。虽然现政权不需要对百年历史负责,但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可怜无辜、饱受欺凌、乞求“解放”的弱国,硬是从官方教科书里抹去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真相,把百年历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史;执政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将清政府简单描绘为对外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断将禁烟等对外策略之争升格为“爱国”与“卖国”的路线之争,夸大中国的外交失败并抹杀自民国以来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虚荣心兜售军国主义历史观,煽动敌视西方的民族情绪以维持自己对民主宪政的抵制。中国人时常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却不知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日本严重多少倍。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没有摆脱过政治干预,是一部为了政治目的挑挑拣拣、乔装打扮、自我炫耀、逃避责任的伪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之所以一百多年来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人格缺陷极大束缚了国民素质的自由发展。一群政治上的奴隶是不会受人尊重的,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土和主权,而造成奴役状态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帝国主义”,甚至不在于奴役他们的某个特定政府,而最终在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接受并维持了国家对自己的奴役。要让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大国,中国人首先要站起来并成为自由的文明人。中国的强盛固然依赖于经济、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固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民人格本身的建设与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内含的自重、自省、自强能力本来是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一夜之间全歼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却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政治与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915~1916年,皇权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新文化运动开始全面反思和攻击传统道德,却不幸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清算传统人格欠账,但是过份夸大了传统道德和礼仪制度的缺陷,抛弃了儒家伦理体系的内在精华,致使中华文明不能立足于自身固有的道德资源而完成复兴大业。作为当时的“愤青”作家代表,鲁迅只是因为其左翼立场受现政权认同才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虽然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于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是他今天继续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鼓吹的“礼教吃人”只不过是以极尽夸张的方式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传统”而已。在抛弃个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担当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开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躁时代。一旦儒家传统遭到全盘否定,国民的道德人格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异;把皇帝小儿赶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权力的政治人格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道德人格灭失之后把一个比皇帝强大得多的独裁者请进来。

 

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向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没有政治人格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变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建立在个体人格空壳化的基础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幻影吞噬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使每个人成为一颗没有独立价值、没有内在尊严、只能寄生于国家威权之下因而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尘埃。在个人自身失去存在价值和道德常识之后,中国就向“革命”、造反、杀戮等大规模摧毁性变革敞开大门,直至国民心甘情愿地听从“大救星”的命令相互残害。一个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剧民族,无数人用生命和血汗为自己的愚昧、堕落付出代价。

 

中国百年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失败的终极原因和教训,让整个民族徘徊于牢骚悱恻的小人情怀之中。“革命”学说把一切罪恶都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惟独自己才是一贯正确的先进力量,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消灭革命的障碍。在这套“学说”之下,每个人都因为接受“先进”思想而变成可以无所不为的上帝,不论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都可以获得正当理由;任何人和自己过不去都是“进步”的障碍、民族的敌人、国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后快。究其实质,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学说不过是个人或集团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挡箭牌,假借种种“思想”、“理论”、“主义”将自己膨胀的私欲包装起来。它们充分调度人的贪婪、狂妄和恐惧,彻底解脱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责任感,将人都变成除了权力之外没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传统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上帝,人民实际上是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手则是十恶不赦、必须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在革命者眼里,“反动派”只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已;他们岂止是没有内在价值与尊严,他们简直就只剩下内在的邪恶;无足轻重的灰尘不过没有价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只能作恶,因而消灭他们不仅为全人类消除了祸患,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释罪和解脱。当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只有通过先进力量掌握的暴力机器才能摧毁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个别人的淫威,普通人的尊严和耻感荡然无存,解放者成为压迫者。

 

3.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动、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铁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济”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他认为,“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神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堕落的借口;它的兴盛充满暴力,它的衰落也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人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为什么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恩格斯就不具备资产阶级的一切丑恶?】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相反;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陷阱之中。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无人有闲暇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儿,国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人,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国家极易重蹈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悲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不遗余力的“爱国”鼓噪可能将把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的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份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就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斯巴达为什么创造不出文化?

谈起西方文化,言必称希腊,乃人类共识。然而,严格来说,是雅典文化,与此并存的斯巴达留给后人的,除了将不健康的孩子扔到山谷喂狼之类,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斯巴达创造不出文化,跟雅典有橘生淮南淮北之别,决定于其法西斯性质。虽然这个词语到罗马时代才正式产生,然而,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斯巴达的赞许,完全可以看出二者极大面积的重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巴达是法西斯主义的鼻祖。

 

斯巴达将个人利益彻底绑到国家利益之上,是文化没有创造空间的首要因素。

 

他们为国家打仗,为国家生儿育女,为给国家制造兵员婚姻和性行为;为给国家提供劳动力和兵员牺牲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出让妻子,逼自己的亲骨肉偷盗及杀人放火……所有的生活内容被榨干成几条没有血脉的筋后,继续被风化到死亡。这样的生活尚未脱离茹毛饮血的时代,怎么可以为后人留下文化?

 

多疑、敌意和闭塞,使斯巴达人的心里无法涵养美与想象。

 

独裁者的共同特点是以恶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因为自己行为不端,积怨深重,于是充满恐惧,满眼都是敌人。斯巴达统治者就是这样。他们不许公民接受知识性教育,将作战、仇恨、挑战极限甚至偷盗等作为训练内容,培养他们嗜血成性好勇斗狠的民族精神和个人品格,煽动公民日日都有亡国灭种危险的警惕性。他们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暗杀、跟踪、防御和修建工事。睡觉吃饭都在野外,哪里还顾得上想文化方面的事?

 

其实,以上方面都可以归为回家对公民自由的剥夺,与雅典相比,其天壤之别一目了然。文化本身是优雅的,雅典的松散就符合此种情况。那里有广场,有学派,有苦思冥想,有辩论,有同性恋,有裸体舞,有神秘主义和玄幻、有理想国……总之,想干嘛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像斯巴达那样只有集体生活和钦定的嘹亮歌声、整齐划一的口号。可以说,雅典的精神风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标本或范式。

 

雅典从形式上最终被斯巴达搞垮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国家层面最早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范例。实际上,以后人类的历史都延续着这一规律,那就是野蛮从肉身上征服文明,文明从精神上征服野蛮。结果文明永存,野蛮烟消云散。斯巴达那样的暴力政权除了留下笑话和污染历史长河,文化方面乏善可陈,尽管当初自以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美国开国:曾与法西斯擦肩而过。美国宪法的完美与稳定,堪可成世界法律和制度史上的楷模,是后来居上的美国能够引领世界的基石,这与开国元勋们的见识、胸襟具有直接关系。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不是经常清晰可见,伟人同样有看走眼的时候。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本杰明曾设想把波士顿建成基督教斯巴达就是一例。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科学家,同时亦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杰出外交家及发明家、废奴主义者;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多项立国重要文件的草拟。是唯一同时签署美国三项最重要法案文件——独立宣言、1783年巴黎条约、1787年美国宪法的建国先贤。根据其功绩和抱负,他不可能是纳粹、专制分子和私欲狂。

 

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斯巴达的认同,应该说与斯巴达所反映出的严明纪律、高昂斗志、国家利益至上、国民舍生忘死、崇尚体格强壮、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品德和行为,即便在衣食无忧的和平年月,也常被树立为国民精神的风范和标准,遑论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艰苦斗争之时。幸亏有了民主,富兰克林的设想并没有因为其德高望重和贡献卓著进入实际进程,被阻止在半路上。看到以后希特勒对斯巴达的极度推崇及给人类的灾难后果,真让人为美国感到庆幸。人类和国家的许多灾难,常常仅在个别人的一念之差之间。国家制度设计的不同,历史常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

 

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美国幸运。纳粹和极权主义就将几千年前斯巴达模式的许多方面回放了一遍,使许多人亲身体验了斯巴达公民的感觉。高尙的理想和宏伟远景是永远啃不到的胡萝卜,可就是为了它,人们被迫忍受了饥寒交迫、骨肉分离,出卖背叛亲情友情和爱情,还用被消毒和洗白了的大脑、被剥夺了私有权的嘴巴为头上的皮鞭吟诗和礼赞。

 

斯巴达打败希腊文明的黄金宝地雅典,成为诸多城邦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这是其至今在全球都有拥趸的重要原因。其实这根本不是意外,一场将人力、物力、财力、情感、道德、文化传统等打包投入所谓国家利益的大火,能够放出出熊熊火焰,几乎是不用质疑的。研究学术、吟诗辩论和苦思冥想哲学问题的雅典人哪里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但斯巴达人体炸弹式的辉煌决定了国家没有后续发展能量,灰飞烟灭。其后继者纳粹德国、前苏联毁弃了历史积淀的传统和文化,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化建树,除了令人发指的灾难和迫害。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是被斯巴达打败的雅典民主与学术;自由独立平等的美国精神。斯巴达及其后继者注定避免不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

垄断必亡国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唐朝一直被视为巅峰。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庞大王朝的掘墓人,竟然起自盐贩子。这个埋葬唐王朝的盐贩子,就是黄巢。

 

早年的黄巢,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颇有抱负的读书人,此君一生偏爱菊花,他曾在一次应试之前,题咏菊诗一首,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其豪情霸气,跃然纸上。既为青帝,即可号令群芳了,颇类后世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歌咏蛙诗,春来我不先开头,哪个虫儿敢作声?

 

可惜,这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却总是无缘科场,最后一次应试不第之后,黄巢又题诗一首,不过这首诗除了早年那种雄图霸气之外,更透露出冲天杀气,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屡次落第,已经让黄巢绝望中生出深沉的恨意,满长安都是黄金甲,好家伙,反心已决了。

 

不过,因为科举不第之狠,只是使黄巢在无意识之间,流露出其对于政府的怨恨,以及未来造反的“意识流”,真正使他最终走上造反之路的,却是因为贩盐的事情。

 

自封建时代已降,盐业就是由官方专卖。盐业成为官府与民争利,获取利税的重要产业。唐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筹钱敛财,把每斗盐的价格由10钱陡然提高到110钱。国家财政十之八九都要仰仗盐利,而平民百姓因此只好淡食。在此情况下,贩卖私盐,成为暴利行业。于是私盐贩子队伍急剧扩大。

 

唐王朝严禁私人贩盐,私贩官盐,一旦被抓到,很难逃一死。但是,险境之下,必有勇夫,铤而走险者仍然大批涌现。官军的围剿、追捕,使私盐贩子的反抗力度也不断提高,所以,贩盐者多有组织,而且有武装。

 

而这种有组织,有武装,在某种偶然事情的激化下,就变为朝廷的反对势力。黄巢最终的起事,就是如此。

 

黄巢出生于“私盐世家”,祖上好几代人,都是靠这种非法的生意维持着富裕的生活。虽说富足,但是名望不好,这也是黄巢早期选择科举的原因。屡次不第之后,黄巢就彻底死心了,回到故乡,准备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私盐贩子。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在一次贩卖私盐的行动当中,黄巢意外落马,所贩私盐全部被没收。黄巢也差点被朝廷砍头,幸亏亲友及时打点,黄巢才幸免一死,自此,黄巢不断科举路断,连生路也断了。黄巢对唐王朝的仇恨,又加一层。

 

绝处逢生。

 

当时,天下灾荒连年,特别是黄巢家乡所在的黄河下游,连年干旱,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大批农民饿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各地农民起义大规模酝酿自怀中,正在这年(公元875年)五月,同为盐贩子的王仙芝在长垣起义,消息传到曹州,已至绝境的黄巢散尽家财,募众数千人在冤句响应起义。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义军领袖。

 

881年初,黄巢攻破长安,实现了年轻时代“冲天香阵满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预言。同时,不第的黄巢,自己在长安开科取士,亦实现了“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誓言。

 

其后,因为战略失误,黄巢逐步衰落,最后兵败被杀。不过,在黄巢虽死,却让唐王朝给自己殉葬。黄巢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持续十几年,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使唐王朝在短暂的“宣宗中兴”之后,迅速威权落地,参与镇压起义的各自藩镇纷纷坐大,出身黄巢系,最后投靠朝廷的朱温,后来则直接取代唐朝,开始了五代十国时代。

 

唐虽间接亡于黄巢,但是,深究其因,却与禁止私盐关系重大。而在历朝反对势力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盐贩子的身影。除黄巢外,唐末格局东南的钱镏,早年也曾是私盐贩子,后来发迹,在唐末混战中逐步统一东南,成为后来吴越王。

 

而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其实一支重要势力张士诚,亦起自盐贩。而其起义过程,与黄巢非常相似,元朝末年,朝政腐败,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统治者不得不提高盐价以弥补亏空,同时,沿海遭遇台风侵袭,海水倒灌,农民颗粒无收,在此情况下,张士诚联络了另外十七名胆大的盐民,发动了“十八条扁担的起义”,最后,在元末大乱中,坐镇东南,号称“诚王”建国“大周”,虽最后被朱元璋剿灭,亦不失为一代枭雄。

 

帝国总是在内部被人攻破,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专卖制度的存在,使朝廷与民争利,而帝国鼎盛时代,官民矛盾还不是很尖锐,一旦帝国衰落,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必然提高垄断行业收入,加剧对于民众的剥夺,一旦发生天灾人祸,走投无路的民众,唯有造反一路可走,于是,垄断专营制度,最终葬送了帝国。

 

一切奉行专卖,以及存在垄断势力的政府,都有自我崩溃的危险,暂时的安定,也不过是粉饰太平,一旦时势有变,即刻土崩瓦解。

 

垄断必亡国,古今皆然。

 

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

 

黄亚生:民主政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争议的问题:究竟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兴盛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民主是繁荣的保证吗?或者反过来,民主导致的扯皮、民粹和效率低下会极大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李光耀去世之后,这个问题随着”新加坡模式“的神话,又变得更加火热起来。在你作出结论之前,看看这个TED演讲,或许你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更多了解。

 

· 或许我们还应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演讲者。他叫黄亚生,是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写过一本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内容节选: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比印度快那么多。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率的两倍。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两个国家开始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些类似。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毫无疑问的发展的比印度好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上海,印度有孟买。看看上海的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浦东。这张印度的图片是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在印度。在这两张图片后主要的想法是中国的政府可以在法律的制裁上行动。这就可以为国家长久利益与过程设定计划,驱逐上百万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然而在印度,你却不能做这些,因为政府必须听从民众。政府被公众的意见所驱使。即使总理辛格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在一次印度金融界的采访中,辛格说道他想让孟买成为另一个上海。这可是一位沉浸在人文价值中的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然而他赞同上海的高压政策。

 

所以允许我称上海模式经济增长,为促进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等等。并且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去做到,因为要做到你不能尊重私人财产权。你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驱使。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去快速的建设和推出基础设施。这种模式的含义是民主政治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你就会证明一个强力的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是必须的。如果你相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着重于强力的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在全球寻找证据,证据反而会偏向显示基础设施事实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增中,政府积累更多的资源,并且政府才能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是个明显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为什么经济学家沉迷于独裁主义政府呢?一个原因是东亚模式。在东亚,我们拥有很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故事例如: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系统中有些在69,70和80年代是被专制政府所统治的这个观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像问一个中彩票的人,“你中过彩票吗?”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是,我中过彩票。”然后你就下结论:中彩票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因为你从来不去问也不想麻烦去问那些也同样买了彩票但是没有中奖的人。

 

对于这些东亚成功的独裁政府,他们是失败的。韩国成功了,朝鲜没有。台湾成功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缅甸没有成功。菲律宾也没有成功。如果你看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其实没有这个专制政府比民主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更有系统优势的证据。所以东亚模式有它巨大的选择偏差--它被认为是选择一个被动的变量,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学生们要避免的。

 

中国的政治体系如何?你谈论到人力资源,你谈论到教育和公共健康。那么关于政治系统呢?一党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问题的答案要比它微妙许多。这取决于你对区别政治体系的静力和动力的看法。静止的说,中国是个一党政治的系统,独裁主义--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动态的来说,它随着时间而改变成为较少独裁的、更加民主的政治系统。当你解释改变--例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关于改变的--当你解释改变,你用别的改变过的事情来解释改变,而不是用一个不变的事情来解释改变。有时一个不变的作用可以解释改变,但不变的作用仅仅解释了在改变事物上的相互作用的改变。

 

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印度依然是个增长灾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把印度和中国相比。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个超级巨星。如果你是个NBA球员而且你总是被和迈尔克乔丹相比的话,你将会看起来没那么印象深刻。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是个差的篮球运动员。与超级巨星相比是个错误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你把印度和平均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即使在印度加速增长之前--现在印度增长百分之8到9每年--就是在这之前,印度在在新兴经济国家中经济增长是排名第四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

 

让我们想象未来:巨龙和大象,哪个国家拥有增长的势头?中国,我相信,仍然具有一些优秀的原始经济基本面--最主要的是社会资本,公众健康,一种你在印度找不到的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但是我认为印度拥有增长的势头。它具有正在改善的经济基本面。印度政府已经在基础教育,基础健康方面投资。我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然而,这个方向已经慢慢拿成为了正确的方向。印度拥有经济增长正确的制度环境,而中国仍然为政治改革努力奋斗着。


分享到: 
 当你面对死亡 当你面对死亡
当你面对死亡 陆翠花02013-10-28 11:24 文章摘要 当你面对死亡时间:2013-10-17 08:38:47 来源:恩典在线约稿 作者:韦长安 浏览:
 谁说我不善良?Am I Not Kind? 作者:admin 谁说我不善良?Am
谁说我不善良?Am I Not Kind? 作者:admin 晓云22013-08-23 08:12 文章摘要 By 作者:小瓦谁都夸我善良我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
 收获 收获
收获 陆翠花12014-10-02 10:44 文章摘要 收获时间:2014-10-02 09:05:35 来源:恩典在线特约作者团契 作者:曹春 浏览:47次 T|T (一) 阳
我们是哪种基督徒----省察自己吧 我们是哪种基督徒-
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 所罗门·博客 第一种:礼拜基督徒,只在每个礼拜天到教堂来,平时也不读经也不祷告。 第
社会杂谈 社会杂谈
2012-07-30 07:21 ( 4180 次阅读 | 2 个评论 ) 转发:2012年奥运会开幕式,由英伦人气歌手艾米丽桑蒂深情献唱《与主同行》,天籁之
 耶稣降生、受死、复活时的天象变化与中国汉朝 耶稣降生、受死、复
耶稣降生、受死、复活时的天象变化与中国汉朝的天文记载 艾泽信22013-04-16 08:10 文章摘要 中国人应该知道的真相:耶稣降生
 神恩伴我向前行——来自轮椅上的见证 神恩伴我向前行——
神恩伴我向前行 -----来自轮椅上的见证 恩泉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
手把手教你做21种家常丸子 手把手教你做21种家常
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 原料:鲜萝卜500克,去皮五花猪肉250克,精盐5克,酱油2克,绍酒2克,面粉75克,葱姜末5克
 新年感恩赞美神(快板) 新年感恩赞美神(快
新年感恩赞美神(快板) 陆翠花02014-01-27 11:25 文章摘要 新年感恩赞美神(快板)时间:2014-01-13 08:37:49 来源:推荐分享 作者
 害怕死亡的小女孩  作者:chenggongle 害怕死亡的小女孩
害怕死亡的小女孩 作者:chenggongle 晓云42013-08-09 09:16 文章摘要 By 坦尼娅. 科兹洛娃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常在夜里